中国哲学最早的文本之一《洪范》表明中国人其实早就在从事上述哲学定义的活动，虽然古代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，却实实在在有哲学。

二 当然,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, 也有自身的独特形态。孟子曾指出:莫非命也, 顺受其正,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

在观念的层面, 古今关系中的古, 可以看作是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本身的历史延续, 今则表现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延续中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。对中国哲学而言, 命作为必然趋向, 为人自行选择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根据;命作为偶然的遭遇, 则非人能左右:人在何时何地将有何种遭遇, 这既无法事先预料, 也非人能完全控制。严格意义上的超验同时表现为无条件的、绝对的、无限的规定, 按照基督教的理解, 惟有上帝才具有这一意义上的超越性。然而, 当中国哲学以不同方式关注西方哲学时, 西方的主流哲学却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置于视野之外, 其所理解之今, 也并没有在实质的意义上包含中国哲学的资源。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也每每存在类似的倾向。

相对来说, 中国哲学更注重实质的推论, 而不是形式的推论, 在中国哲学的具体论辨中, 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点。这里的器是经验领域的对象, 与之相对的道则不限于经验层面、无法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去把握李贽与耿定向争论之焦点，是耿定向之伪，说的和想的、做的是两回事。

虽公之死无名可名，而人心如是，则斯道之为也，孰能遏之。湖广巡抚陈瑞在搜检何心隐的往来信札时，写信给耿定向说：初不知为志学人也。不佞甫冠，日侍恭简，闻其奇江陵而又奇心隐也。我们现在强调不忘初心，这个初心，对共产党人而言，是不忘入党时的誓言，为人民服务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。

越隆庆辛未（五年，1571年），不佞举进士，出江陵门，江陵语及心隐曰：汝兄最称其人，然在我坐，不能出片语。夷陵衔之，二蒲尝父事心隐，遂借心隐以中二蒲，而朝野舆论咸谓出江陵意，立毙杖下，竟践心隐当国杀我之言。

其坐视公之死，反从而下石者，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。（《王龙溪先生告文》）这就是舍己而为人之心，即使是胡越不同，但赤子之心是相通的。然亦未尝仇何公者，以何公不足仇也。况夫布衣韦带，水宿岩栖，白面书生，青衿子弟，黄冠白羽，缁衣大士，缙绅先生，象笏朱履者哉。

耿定向那样权势在握的士大夫，怎能不说假话呢？这便是李贽与耿定向辈在思想上分野的一条心理界线。会及一月，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，晚皆聚宿会堂，联榻究竟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人伦有五，公舍其四，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。

心隐退而抚膺高蹈，谓予兄弟曰：此人必当国，杀我者必此人也。道本无名，何以死为?公今已死矣，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。

李贽在《答邓明府》一信中，称： 何公死，不关江陵（即张居正）事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，是颜钧的学生。

这个童心，说到底也就是罗汝芳强调的赤子之心。李氏《焚书》谓由李应城意，则传者之误也。南北朝时，在北方便有大量堡坞壁垒的组织，既为了保卫自己，也是共同生产的需要。江陵宰相之杰也，故有身后之辱。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，李贽真可谓有血气之男子，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有势力手拿刀把子的群体，他如是说，而且刻在《焚书》中，当然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方其缉解至湖广也，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。

为此耿定向表示过不满，何心隐对耿定向的回答是：万物皆备于我，我何择焉。这个不忘初心，亦还要保持童心，即纯真而绝伪，不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，所以讲一点赤子之心还是必要的。

同时他也感到何心隐之孤独，他说：然而贤者疑之，不贤者害之，同志终鲜，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。下面是李贽的一番议论：夫童心者，真心也。

换一句话说，五伦在他只留下朋友一伦，同志这一概念便由此而起。心隐气少平，谓江陵：居太学，当知《大学》之道云。

（《卓吾论略》） 卓者，卓越，超乎常人。这样的讲学也就平民化、自由化了，没有什么身份的限制，所体现的是一种泛爱容众，真平等也（《罗近溪先生告文》）。何心隐是江西吉安府永丰人，自幼颖异拔群，参加江西省试得第一名，但他放弃科考，不沿着科举道路走下去。李贽有一篇文章，题目便叫《童心说》，文章的开头即言：龙洞山农叙《西厢》，末语云：‘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

盖惟得罪于张相者，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，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，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（指湖广巡抚陈端，曾具体办此案者），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。互助合作本来是农民本能的要求，合作化运动不过是把他们有目的地组织起来，其成败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。

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迨岁乙卯（万历七年，1579年）心隐蒙难，衅由王夷陵（即湖光巡抚王之垣），非江陵意也。

及差人出阁门，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：此江陵本意也，特不欲自发之耳。（《耿天台文集》卷十六《里中三异人传》）杖死何心隐的则是陈瑞的后一任湖广巡抚王之垣，经办此案的陈瑞写信给耿定向，说明见死不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耿定向。

其云： 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，未闻有为道而死者。居士曰：卓与笃，吾土音一也，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。则斯道之在人心，真如日月星辰，不可以盖覆矣。从耿定向这个话中可以看到，何心隐讲学的场面是平民化的。

李贽在罗汝芳去世时为其写告文，亦在王畿去世时为其写告文，告文中称：故同舟而遇风，则胡、越必相救，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。实际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事古已有之，比如通过宗法关系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发生战乱和灾荒而不得不流亡迁徙时，也有组织。

⋯⋯偶攻江陵者，首吉安人。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到南方各地讲学时，各色人等都能参加，至若牧童樵竖，钓老渔翁，市井少年，公门将健，行商坐贾，织妇耕夫，窃屦名儒，衣冠大盗，此但心至则受，不问所由也。

由祁门而江西，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，沿途三千余里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，三千余里皆然也。江陵曰：此事何须来问，轻则决罚，重则发遣而已矣。